特纳关于博物馆的看法并不奇怪，在这一术语之外，观察者深远地认识到他们的空间的阈限。例如，卢浮宫馆长热尔曼·巴赞（GermainBazin）写道，一个艺术博物馆就是一个时代仿佛停滞其中的殿堂；参观者进入博物馆，希望找到一个纪念性的文化显现，这种显现可以给他一种能够直觉地了解自己的本质和力量的幻觉。
同样，瑞典作家约兰·希尔特（GoranSchildt）也提到，博物馆是一种环境，在这里我们要寻找一种分离的、永恒的、赞颂的冥想状态，这种状态令我们从生活的纷争和私心束缚中解脱出来。关于19世纪对艺术的态度，希尔特注意到一种宗教的因素，一种对宗教的替代。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其他人也曾经将艺术博物馆描述为能够使个体达到阈限的经验—超越世俗生活的精神束缚，步入时间之外，获得新的、更广阔的视角。
艺术博物馆
至此，对于人们带到博物馆的态度这一方面，我讨论了博物馆经验中的仪式特性，以及它的空间、时间特质。仪式也包括一种表演因素。任何一种仪式场所都是为某种规则而拟定的场所。它为某种表演而设计。不管参与者能否察觉它的暗示，它都具备这样的结构。在传统的仪式中，参与者常出演或见证一个戏剧情景—演出一场真实的或象征的献祭。
然而一个仪式表演不需要成为一个正式景观。它可以是个体通过沿徇规定的路线、反复祷告，以及回忆故事，或其他与历史和地点的意义（或某种对象或地点之上的对象的意义）相关的结构化经验。某些个体可能会比其他人更知识性地使用一个仪式场所—他们可能受到了较好的教育，以准备回应它的象征暗示。仪式这个术语同时也意味着习惯性地或通常的行为，缺乏有意义的主观语境。仪式作为一种无意义的惯例或演出的这种意义，并非我用这个术语时所要表达的意思。
在艺术博物馆中，是由参观者来表演这个仪式。博物馆排序的空间、对象的安置、照明和建筑上的细节，不仅提供了舞台设置，同时还有字幕—尽管不是所有的博物馆这样做时，取得的效果都一样。这种情况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中世纪的教堂，在那里，朝圣者循着一种结构化的故事路线穿过它的内部，在规定的地点止步，停下来祈祷或冥想。用基督圣平来装饰的走廊，可以引导朝圣者在想象中再现宗教故事。同样，博物馆提供了发展完备的仪式剧本，最常见的是用艺术史叙事的形式，通过空间排序来显现。即使参观者进入博物馆只是为了看特定的作品，博物馆的宏大叙事结构也会显现出来，作为一种框架，赋予个体作品以意义。
就像阈限的概念那样，博物馆的专业人员也独立提出了将博物馆看作一个表演领域的观点。菲利普·里斯·亚当斯（PhilipRhysAdams）曾任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CincinnatiArtMuseum）的馆长，他将艺术博物馆比喻成剧院装置（在他的论述中，物品才是主要演员，而不是人）：
博物馆真的是一个舞台监督，或更严格地说，是一个导演，它不是演员或观众，而是中间的操纵者，它设定场景，引导观众进入接受状态，然后安排演员进入角色，表现最好的艺术自我。艺术物品确实有它们的出场和入场；动作—参观者进入博物馆、离开，或从一件作品被领到另一件作品—在一切场景中上演。
博物馆设置不仅自身是一种结构，它也创造了它的戏剧主角（dramatispersonae）。这就是理想化的个体，他们被完美地打扮成社会化的、心理化的、文化性的，来出演博物馆仪式。当然，现实中没有参观者符合这样的理想。现实中，人们在某种程度上不断地误读、混淆或抵抗博物馆的暗示；或是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根据所有有关他们是谁的历史的和心理的突发事件，积极创造他们自己的节目。不过，这也跟任何一种文化产品被表现或解释时的情境一样。
最后，仪式经验被认为有一个意图、一个结局。可以将这点理解为是转化性的：它给予或更新身份，在自身内部纯化或恢复秩序，或通过献身、磨练和教化面向世界。博物馆仪式理应带来有益成果，听起来很像传统的宗教仪式所提出的要求。根据它们的主张，博物馆参观者们离开时，应带着被教化的感觉，或得到精神的滋养和恢复。用一位知名专家的话来说：将艺术作品集中带到公共空间的唯一原因是……它们令我们心中产生了一种高品位的愉悦。那一刻有一种清明的感觉：我们恢复了精力，并伴随着生命容量的增加和对天空的某些记忆。
没有比这对博物馆经验更仪式化地描述了，也没有比这更权威的发声了。这段文字的作者是英国艺术史学家肯尼思·克拉克爵士，他是著名的学者，因主持年代BBC电视系列节目《文明》（Civilization）而闻名。克拉克将艺术博物馆视为一处提供精神转化和恢复的地方，这样的观点并不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有争议，它仍被艺术史学家、馆长、批评家广泛运用。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它也不具有独特的现代性。
最后，我们来讨论关于艺术博物馆物品的问题。在今天，将艺术博物馆视为一个最合理的欣赏和保存艺术品的场所，已经是老生常谈了。这些物品的存在—那些最适合当作艺术品去凝望的东西—显示着博物馆的优越性及其影响。这些平凡的地方却与最新的概念和实践密切联系。欧洲为冥想而设计摆放陈列品的行为，作为一种全新的、与现代思考方式紧密相连的事物而出现。
在18世纪，批评家和哲学家在视觉经验方面的兴趣大增，开始认为艺术品在精神上、道德上和情感上改变了观者。这一视觉经验的新发现，为艺术批评和艺术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些研究并不总是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