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属《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宋代学者将《中庸》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为了切实践行其中庸之道，孔子进而又为“中庸”的具体实践，确立了相应的基本准则。这首先是其一般准则。孔子对此的具体表述，是前引《中庸》所载孔子曰——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这里所谓的“君子而时中”，就是孔子为实践中庸所提出的一般准则。其意是说，“中庸”的具体实践，一般而言，就是在始终坚持学为君子，亦即始终坚守仁道这一根本目的不动摇的大前提下，努力做到“时中”。
“时”在这里的实际含意，并非只是单纯地指“时间”而言。许慎《说文》曰：“时，四时（季）也。”这也就是说，“时”原本是指特定的季节而言，因而其中自然也就兼有了空间以及境况的含意。据此可见，孔子这里所谓的“时中”，其实就是符合于特定时境条件的“用中”。具体而言，就是根据特定时境的具体情况，准确找出事物两端当下的结合点或曰平衡重心，进而以此为依据，无过、无不及，从而把事物处理得恰到好处。
孔子之所以特别强调“时中”准则，其原因在于，大化流行而变化不已；与此相应，事物两端的平衡重心亦即“中”，也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流动不居。这也就是朱熹所谓“中无定体，随时而在”（《中庸》第二章注）。基于此，孔子所谓中庸的具体实践，当然也就只能是依据当下具体时境之特定条件的“用中”，亦即“随时而在”的“时中”了。
孔子之所以特别强调“时中”准则，这同时又是在告诫人们，切不可把“中庸”视为刻板化的固定模式。当然更不能将其刻板化地视为，就是在事物两端之间等量值地“取（用）中”。否则，其结果势必会与“中庸”的根本目的，亦即实现人生之仁背道而驰。这也就是孟子所谓——
“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
其意是说，如果不是依据具体时境的特定条件，灵活变通地准确找出事物两端当下的平衡重心亦即“中”，而是把“用中”当成刻板化的固定模式；那么，这就不是在实践“中庸”了，而是变成僵化的“执一”了。君子之所以憎恶“执一”，是因为它貌似中庸（其实只是形式上的刻板化“用中”），其实却根本背离了中庸之道，是对仁道的严重戕害。
综观上述可见，孔子为“中庸”实践所确立的“时中”基本准则，其实就是强调，在实现人生之仁这一根本目的的大前提下，处理人生事物必须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宜，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待；切不可刻板化地“执一”而不知有所变通。“时中”实践准则的明确提出，堪称是孔子对传统“用中”思想的重大发展。强调“用中”必须与“时中”相结合，这则使孔子的中庸思想，相对更为明晰而缜密，同时也更具理性精神。回过头来看，孔子之所以把传统的“用中”改而称之为“中庸”，其中的另一重要原因，或即缘于此。
一般而言，在事物的两端之间，总会存在其结合点或曰平衡重心亦即所谓的“中”，但也会有其极端的特殊情况。具体而言，就是事物两端之间已经失去了结合点或曰平衡重心。这时，“中庸”的“时中”准则显然不再适用，于是孔子又为其“中庸”的具体实践，确立了一项特殊准则亦即“权”。
孔子所谓的“权”，就是在事物两端失去其结合点或曰平衡重心的特殊情况下，依据“中庸”的根本目的亦即实现人生之仁这一根本原则，在两端之间而选取其一。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论语卫灵公》所载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在孔子看来，人生的根本意义与价值在于实现人生之仁，这也正是“中庸”的根本目的或曰根本原则。基于此，在生与仁两者不可兼得的极端情况下，依中庸而行的志士仁人，就会舍生而取仁。
对于孔子所确立的“权”这一“中庸”实践的特殊准则，后世先儒纷纷做了进一步的具体阐释。例如《孟子离娄上》所载孟子曰——
“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孟子认为，看到嫂子溺水，理应立即援手搭救；否则就是丧失人性的禽兽行为。这虽然形式上违背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常规常礼，但是却完全符合于“中庸”的根本目的，亦即仁道。特殊情况下的这种极端性做法，就是孔子所谓“中庸”实践的特殊准则亦即“权”。孟子的这一阐释，显然符合于孔子的思想实际。再例如《公羊传》（桓公十一年）注曰，“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又）善者也。”据此可见，“汉儒以反经合道为权”。如果其所谓“反经合道”是说，形式上虽然违背了常规常礼，但其结果却合乎“中庸”的根本目的亦即仁道；那么汉儒的这种思想认识，可谓同样反映了孔子所谓之“权”的真实涵义。
行文至此，有必要对“权”与“时中”的具体关系，再作一简要补述。“权”与“时中”的共性是，两者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人生之仁，这也正是孔子“中庸”观的根本目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权”其实也就是极端情况下的特殊“时中”。两者的区别则首先在于，“时中”是通常情况下的实践准则，因而使用频率极高；而“权”只是极端情况下的实践准则，因而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其次，“时中”是处理人生一般问题的准则；而“权”则是处理关系到人生根本意义的重大问题的准则，因而必须慎重而不可轻易用之。总括而言，“时中”所体现的是，孔学之仁的多样性与灵活性；而“权”则体现了孔学之仁的确定性，亦即根本原则无所变通。
冯志亮，笔名禾子尼，号渤海居士，出生于河北秦皇岛。北京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易经文化馆馆长、中华百家姓博物馆馆长、中华姓氏研究院院长、北京姓氏文化馆馆长、北京风水博物馆馆长、北京海图书画苑首席文化顾问。冯志亮先生是著名品牌推广人、姓氏文化学者、姓名学专家、修谱师、网络新闻营销奠基人和发展者，曾提出关于网络广告价值排斥论的“蓝海观点”。年冯志亮先生受聘为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与哲学系特聘教授。冯志亮先生涉猎广泛，书法绘画造诣深厚，并痴迷于文学历史，亦是一位古体词人和家史家谱研究专家。冯志亮先生著有《渤海诗词集》、《姓氏溯源与民俗探究》、《怎样修家谱》、《怎样编家史》、《怎样写自传》、《易经新解》，以及《百家姓寻根手册》五百余部，《中华姓氏家谱》三百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