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星堆遗址4号坑出土的长宽约3.8×3.1毫米的丝绸残留物，是三星堆新一轮祭祀坑考古发掘最令人兴奋的新发现之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馆员郭建波曾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不仅在4号坑中有了考古上的新发现，还在此前的1、2号坑中的青铜器以及其他残件上发现了丝绸残留物，随后在3、4、6、7、8号坑中也发现了丝绸残留的痕迹。这映射出，在三星堆时期，丝绸普遍存在。
三星堆遗址的丝绸是如何发现的？都有哪些品种的丝绸？这些发现意味着什么？在成都博物馆“云想衣裳——丝绸之路服饰文化特展”热展期间，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周旸，带来了一场题为《解密三星堆丝绸：发现及意义》的讲座，解锁深埋千年的三星堆丝绸密码。
“云想衣裳——丝绸之路服饰文化特展”
将化学与考古学交叉结合，解决三星堆丝绸考古35年空白
当我们判断丝绸制品时，会通过触摸、观看来辨别。但经历千年，已经化作尘土，或被燃烧成灰烬的丝绸要如何发现？
周旸说，丝绸属于蛋白质，在埋藏过程中极易降解，而三星堆出土文物大多有烧灼痕迹。丝绸残留物和坑内的灰烬、泥土、各种器物混杂在一起，给寻找丝绸带来了巨大挑战。据她介绍，过去十年，中国丝绸博物馆和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大学通力合作，研发了基于免疫学原理的丝绸微痕检测技术，这种技术在考古现场发挥出敏感、特异、便捷的优势。“我最高兴的事就是将化学与考古学交叉结合，解决了三星堆丝绸考古35年来的空白。”
据了解，免疫学原理的精髓就是抗原抗体反应，这种反应具有一定优势，适用于考古现场的信息提取。利用该技术，在三星堆1至8号祭祀坑中均发现大量丝绸残留物或丝绸印痕，其中样本包括青铜人头像、兽面具、铜眼泡、青铜尊、青铜蛇等器物，以及坑内的灰烬和泥土。
此次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发现丝绸，有赖于科学认知方法和技术的巨大进步。随着多学科团队的协作，三星堆祭祀坑有机质残留物的研究已经从肉眼可见的器物层面，延伸到了肉眼不可见的分子层面，极大提升了考古现场信息提取水平。
发现丝绸印痕的1、2号坑出土青铜器
纺织品变成矿化印痕，品种包含绢、绮和编织物
据周旸介绍，因为青铜器在埋藏过程中，不断释放铜离子，可以在周边土壤中营造抑菌微环境，有利于丝绸等有机材质文物的保存。所以，商代的纺织品大多附着在青铜器上，并逐渐成为青铜器表面的矿化印痕。
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青铜器表面也保留了大量矿化丝绸印痕，相关专家对其进行形貌观察可以看到，丝绸品种有绢、绮和编织物。
其中，绢的发现是通过部分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上保留有平纹织物，经过测试，发现材质为丝，平纹类织物中的丝织品可以通称为绢。而绮，即“织素为文”，是平纹地起经浮花的提花织物，以不同浮长的经线反射光线的能力不同，形成暗花图案，属于较高档的丝织品。在2号坑出土的铜眼泡上有发现绮。此外，在2号坑出土的青铜蛇的背部，发现了多层织物，其中最外层为斜编织物。
2号坑铜眼泡上的绮组织结构示意图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中，丝绸是非常显著的趋同要素
其实，早期的丝绸来之不易，它的三大用途分别是祭服、尸服和常服。《礼记》中一些关于养蚕献茧、祭祀仪式的记载表明，不仅事神明的祭服必须用丝绸，而且必须用亲蚕亲缫所得之丝制成祭服，方能体现虔诚恭敬。三星堆2号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身上的纹饰，或许是最早的龙袍。服饰上的四条龙，龙首上昂，龙爪紧握，这种造型的龙称为衮。《说文》记载，“衮，天子享先王”，这与青铜大立人主持祭祀的场景不谋而合。
周旸介绍道，丝绸或许也作为祭祀时用的物品，如帛书或帛画，其用意应是把丝绸当作一种载体，把书画其上的内容传达到另一世界。帛书也用于书写两国之间的盟书。中国有一句成语“化干戈为玉帛”，这里的玉和帛均是书写国书的材料，写后或埋入地下或是以火焚烧，表示可将盟誓要义上达于天。采用免疫学技术，在4号坑灰烬层中检测到非常强烈的丝素蛋白信号，说明此处曾经焚烧过大量丝绸，也表示丝绸在祭祀语境中的另一种功能。
相比年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这一次新一轮祭祀坑考古发掘在出土大量文物的同时，还对周围进行了详细勘探，对完整认识当时的礼仪空间、宗教思想，乃至反映的宇宙观念，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考古学资料。将来若以此为基础，复原当时“神庙”或者“祭祀区”的神祇体系、贵族构成、供奉陈设、礼仪空间的时候，不要忽视丝绸的存在。丝绸的发现，一定能提供更多的信息，更有利于我们理解三千年前的古蜀先民是如何表达宗教，如何思考宇宙和生死的。
周旸认为，中华文明很早就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以三星堆和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亦是中华古代文明共同体中最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之一。秦并巴蜀，蜀地以及西南广大地区则陆续融入华夏。在一体化进程中，丝绸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同要素，神话传说、史料记载、考古发现均表明，关于丝绸，巴蜀和中原秉承着大致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
红星新闻记者曾琦
编辑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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