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7月2日，“西学何以东渐——外文译介与近代中国的历史书写”工作坊在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与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联合主办，上海学界十余位知名学者受邀参会。
会议海报会议伊始，主持人蒋杰陈述了举办此次会议的三个主要目的：第一，资深专家与译林新秀互相交流，学界前辈传授外文译介的经验。第二，讨论目前外文资料与著作译介工作存在的问题。第三，产、学、研相结合，邀请出版界人士从自身角度发表见解。引言人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首先发言。他以饶家驹安全区研究为例，谈了外文材料的作用。饶家驹（RobertCharlesEmileJacquinotdeBesange）在上海建立的“南市安全区”是到年前所建立最出色的一个安全区，它至少保护了30万名中国难民。后来拉贝（JohnRabe）看到了这一壮举，联络饶家驹并萌发了建立“南京安全区”的想法。现如今拉贝已经家喻户晓，人们可以从《拉贝日记》和拉贝的后人口中了解到他的事迹，而很遗憾饶家驹没有留下后代。但就实际效果而言，上海南市安全区从年9月10日左右开区，一直到年6月30日为止，日军基本很少越境，保护了30万人。苏智良教授认为，若要继续深入研究译介这个话题，还需不断地把“西学”引进。无论在方法、理论、还是课题方面，国外学术的译介、传入，对解放思想，开拓学术新领域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饶家驹《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背后的曲折上海市档案馆曾有过一个“壮举”——翻译出版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如此浩大的工程，困难重重，今天恐怕再难实现。这套丛书的价值巨大，至今仍是国内外学界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来自上海市档案馆的马长林研究员分享了翻译出版这套丛书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马长林研究员自年被分配到档案馆保管处工作，分管历史档案。80年代中期，他开始参与这一“重大”工程。上海档案馆历来具有编译外文档案的传统。最初是内部编译一些史料，公开程度较低。改革开放后，上海市档案馆创办了《档案与史学》杂志，成为史料发表的阵地。此时，工部局档案的编译已有一定基础，年在《历史档案》就已经分两期发表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摘录——有关五卅惨案部分》一文。
《档案与史学》期刊创刊号马长林研究员介绍，之所以选择翻译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是因为上海市档案馆有较齐全的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档案，九十多年基本没有缺失。由于内容结构相对简单，又有前期的翻译积累，才把这套档案的翻译作为重点。当时，上海市档案馆具有一批外语能力较强的工作人员，英语、德语、法语和日语均可翻译。后来因为工作量较大，在韩伟之馆长的支持下，先后又外聘了十六人，参与到翻译工作中。由于经费有限，起初只翻译，并无出版的计划。后来为扩大影响，先试印一册。转机出现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上海道契》第一册出版座谈会。马长林向上海古籍出版社介绍了《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的基本情况，张晓敏副主编随后同意出版。不过，出版社当时的经费不足，他们向档案局的张乾局长、史梅定副局长打报告，先借款15万元，《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才得以顺利出版。
上海市档案馆编译的《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书影马长林指出，在翻译时也遇到过不少困难。首先，《会议录》文本虽然结构简单，但是体量太大，且原文约四分之一部分都是手写体。这些手写单词一般译者很难认出，而只有工作经验丰富的“老法师”才能识别。如今，恐怕很少有人愿意耐心从事此类翻译工作。人名和机构名称的翻译也很困难，虽然之前有过内部积累的“中外机构名称对照表”可供参考。比如“MunicipalRegistrationOffice”一词对应为“工部验看公所”，如按直译可能很难联想到这一含义。人名也有《近代上海大事记》等工具书可供参考。一些在那个时代特有的词汇，无法对照字典翻译。如“NuisanceBranch”这一机构指的是“粪秽股”，不能想当然地翻译。档案中也有一些“新的概念”，比如“hard-laborprisoner”一词翻译为简单的“苦力犯”，这是当时违反治安规定不很严重、被抓去从事公共劳动的人；还有“种牛痘”，19世纪70年代工部局的卫生官亨德森（EdwardHenderson）引进了西方的“牛痘疫苗接种”概念，而当时中国人采用传统的“痘痂法”种痘，用天花的结痂制成粉末并伴以中药使用，这与“西式种痘”是不同的概念，要加以区分；还有“滩地”，最初租地的道契一直延申到黄浦江，但是最早官府与工部局签订协议时将“外滩”划分出一块共用，这就带来了“滩地”权利问题，此外还派生出“河岸”权利问题：虽然黄浦江沿岸的权利被划分给租界，但是水上权利仍属于中国政府，这就涉及到“高低水位”等概念。此外，这些史料同时还是与历史事件相关的记录，在审稿时要保证翻译准确。比如19世纪60年代的“洋泾浜劝捐案”，乃是清政府为增加收入，试图在租界征税所引起，后来经工部局、公董局、领事、道台等各方沟通，最终决定在公共租界征收20%、在法租界征收16%房捐，由政府、租界双方对半划分。又如后来的两次“小车夫抗捐事件”、年的“大闹会审公廨事件”等，由于《会议录》时间跨度较长，想翻译准确就需要对这些历史事件有基本的了解。做学术翻译怎样才算“信达雅”？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姜进于年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上海的女子越剧，英文专著首先于年在美国出版。这一研究在国内出版时，她曾对翻译人选思虑再三，最终还是由她自己着手翻译，最后以《诗与政治——20世纪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剧》为题出版。
姜进教授认为，有着良好英文水平的学生们所写译文质量不佳的最大问题是“语境”。英语不止是一个表达工具，更是一种文化。由英美学术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作品，对话对象是英语学术界，其学术语境和中文学界的语境并不一致。学生们没有丰富的经验，无法理解作品背后的学术话语体系，就不能译出合格的文本。中国有过像傅雷这样学贯中西的翻译大家，他们的译作堪称经典；但现在许多汉译外国论著都是存在问题的“急就章”，因此阅读这些译本成长的学生也会写出有问题的译作。
姜进教授回顾自己翻译《诗与政治》的经历，她表示，写英文论文时对中文史料的使用很节制，但在译成中文时增加了许多引文，为了让中文读者可以读出民国时期原始资料的“味道”。在中译的过程中，她尤其重视的是把英语的学术语境翻译出来，向中文学界介绍国外大众文化研究和社会性别史研究的话语体系。这是一个“增量翻译”的过程，即把语言背后的话语逻辑也翻译出来。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既不能逐字逐句直译，也不能过分意译，而要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姜进教授表示，翻译的目的是用中文读者能够看懂的语言表达符合著作原本含义的内容。如果翻译的文字会引起读者误解，就不是忠于原著。因此应尽量寻找熟悉英文学术界的相关领域，又精通汉语的译者。姜进教授曾主持“新文化史经典译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并翻译了其中《新文化史》一书。在丛书后记中，她曾提到学术翻译中的“信达雅”，其中“信”即理解原作的含义及其背后的学术脉络，“达”即用通畅的中文逻辑自洽地表达，合格的学术翻译应至少达到这两项要求；至于“雅”，则是尽力而为。
《诗与政治——20世纪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剧》书影谁是最早把“KarlMarx”翻译成“马克思”的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马军研究员介绍了自己对“马克思”一词的翻译所进行的简单考证。目前“KarlMarx”的标准译法为“卡尔·马克思”，但是年前后也有过其他的翻译版本，比如梁启超曾翻译为“麦喀士”、马君武曾翻译为“马克司”等等。在年2月第期的《万国公报》上才首次出现了“英人马克思”。不过，这是一个误解，因为当时马克思只是流亡英国。《万国公报》上刊载的是当时被译作“大同学”的著作中的部分内容。在前三章连载后，单行本《大同学》也被译出，书的翻译者是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和中国翻译蔡尔康。他们一人口译，一人记录，因此是蔡尔康第一个用汉字写下了“马克思”三个字。
《大同学》书影马军研究员曾在年发表《首个将KarlMarx译为“马克思”的人——蔡尔康史志译撰述略》一文介绍相关研究。当时广学会的李提摩太、林乐知（YoungJohnAllen）和蔡尔康主要合作翻译“西学”书籍毋庸置疑。关于蔡尔康在哪里第一次写下了“马克思”这三个字，又在哪里首次刊印，推理如下：《万国公报》下方写着“上海美华书馆”，这是一家美国人在上海设立的印刷机构。在这期的英文部分写着“广学会”（SocietyforthediffusionofChristianandgeneralknowledgeamongtheChinese），此页还有“美华书馆”（PresbyterianMissionPress）印制的英文。书中写着这所美华书馆位于“英租界”北京路18号。关于这个位置，薛理勇先生曾在《美华书馆位置考》一文中做过研究，并指出，根据年的《新绘上海城厢租界全图》，美华书馆的位置并不在前人认为的北京东路靠近外滩处，而在今江西中路与河南中路之间的北京东路弄。
今北京东路弄街景（马军提供）至于蔡尔康的翻译地点，当时广学会印制的书中有告示，告诉读者书已出版，可前来购买。其中一则写道，林乐知先生已经回到上海，若想与他联系，可以将信寄至虹口吴淞路的林公馆；而若想联系李提摩太，可以将信寄至棋盘街广学会总局。这至少可以证明，在刊登有“马克思”的《万国公报》公布时，广学会总局位于棋盘街。但难以确定蔡尔康翻译时也在棋盘街。因为在一年前，即年3月的《万国公报》上显示广学会总局的位置并不在棋盘街，而在上海大马路泥城桥，那时的广学会在今“第一百货商店”附近。故蔡尔康也有可能在泥城桥完成翻译，11个月之后再去出版。
李提摩太问题关键在于广学会何时搬至棋盘街。《申报》的系统可以作为一个检索工具，年3月26日《申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学会总局迁至四马路巡捕房西对门”的通知报道。马军研究员认为此处即为棋盘街，因为一般认为所谓“棋盘街”在今南京路与延安路之间靠近河南路的地方，而这所“巡捕房”在20年后的地图上仍标为“工部局巡捕房”，所以广学会搬迁后的地点应该就在此处。蔡尔康翻译的时间应在年广学会迁至棋盘街之后，因为《大同学》这本书并不长，蔡尔康又是一个很在乎新闻感的人，11个月应该充足。而关于翻译的具体地点还有一个问题，蔡尔康当时住在城中的穿心街（今福佑路），李提摩太不大可能去往他家中。有说法称李提摩太住在今山东路附近的麦家圈，而当时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中所有通信地址都是广学会总局，因此，李提摩太有可能就住在总局里或离总局不远的地方。当时进行翻译工作极有可能是蔡尔康去找李提摩太，翻译“马克思”这个名字的地点大约就在广学会总局附近。
广学会总局可能的地址所在（马军提供）翻译经验谈：问题与方法东华大学的白华山副教授分享了自己读书时的回忆。翻译阮玛霞（MarciaReyndersRistaino）的书缘起于年去北京培训时“海外中国学丛书”的主编刘东教授的询问。该书翻译过程中主要有如下困难：首先，饶家驹是一位神职人员，译者要补充神学背景知识。其次，阮玛霞尽管研究中国历史，但不懂中文。她在研究耶稣会士时无意发现了饶家驹神父的事迹，觉得十分吸引人，便辗转多国图书馆查阅饶氏档案资料，最终写成了《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阮玛霞还希望将饶家驹神父的故事拍成一部电影在中国放映，并为此筹措资金。白华山副教授认为这样的工作可以唤起和平年代民众对过去的感慨，也是历史学者的责任所在。翻译和写作有所差别，因为这本书中涉及到了包括历史学在内很多方面的知识，在翻译完成之后还觉得留有遗憾。翻译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曾有读者来信，说书中有关神学方面的知识翻译不正确。白华山副教授很高兴能有这种学习、纠正的过程，因为有人指正说明书有人读，这本书就是有生命的。
《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书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朱华教授分享了翻译多本史学著作的心得：郭泰纳夫（АнатолийМихайловичКотенев）的几本书比较难懂，主要是由于缺少法学相关知识；而翻译兰宁（GeorgeLanning）等人的《上海史》有些“冒险”，因为此书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朱华教授认为，翻译时专有名词是一大难题，希望将来有学者把中国人的固定汉语名字编成辞典。辞典的编纂或许没有想象中那样复杂，因为《密勒氏评论报》等出版物曾发行过不少中英文对照的“中国名人录”。阅读很多年代久远的西人著作之后，朱华教授认为，可能中国人很早就已借鉴其中观点，例如“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人重家庭，西洋人重个体”等。由此可见，爬梳早期西方书著对了解近代学术史有不少价值。朱华教授还补充了一些文献资料相关信息，比如Gale数据库、ProQuest数据库等，其中汇集“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大陆报》、《北华捷报》等近代上海相关史料。
《上海史》书影上海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刘华分享了翻译年版《法租界公董局年报》的过程。刘华首先指出做一份史料的翻译前，要对史料的背景做基本梳理。其次，他向大家呈现公董局的董事会记录讨论的主体内容以及年报的具体操作和规章规定。他感慨，一旦投入翻译，就立刻发现知识储备不够用，特别涉及到工程、预算、财政等方面，“我现在的一个原则，基本上所有的格式尽量遵从原来法文年报的格式”。除此之外，他也对董事会会议录内容做延伸整理，比如对每月开会内容页数做统计，体现公董局的繁忙程度、活跃度。除了会议录，也提到了翻译年终报告的内容、预算部分、译名对照的翻译细节。
《年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年报》书影上海市民办平和学校的刘喆从研究思路和翻译心得两方面分享了安克强（ChristianHenriot）教授《上海死亡社会史》（ScytheandtheCity:ASocialHistoryofDeathinShanghai）一书带来的启示。安克强教授常研究比较冷门、在以往的研究中易被忽略的对象。比如相对于在欧洲，死亡史研究在当今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并不常见，相关材料也难以搜寻，而此书展现出立体的死亡史学术图景。原本安教授研究战时上海，但他在其中看到了死亡的痕迹，并深入挖掘，从而写出此书。刘喆认为，进行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时可从以下方面考虑：研究对象本身的变化、与之相关的社会观念变化、对研究对象社会管理的变化、研究对象与城市发展的关系等等。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