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绘龙盘公元前年
陶寺城址出土山西博物院藏
▲陶寺遗址博物馆规划效果图
陶寺，
帝尧之都，
最早中国。
3月14日上午，
陶寺遗址博物馆奠基仪式
暨塔儿山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启动仪式
在山西临汾襄汾县举行。
陶寺遗址，
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
为新石器晚期龙山时代的大型聚落遗址，
距今约～年。
从年开始的40余年来，
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
出土了一批精美的彩绘陶器、玉器等文物。
陶寺遗址，
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探索中，
一个关键支点性都邑遗址，
是考古探索、推动“尧舜禹传说时代”
成为信史的关键遗址，
因此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
历来受到高度重视。
建设陶寺遗址博物馆意义重大
该博物馆的选址，
就在襄汾县陶寺乡陶寺村。
陶寺遗址博物馆建成后，
将以“今日中国陶寺走来”为展陈主题，
全面展示陶寺文化和帝尧文化。
其分六个展厅：
文明蕴化
尧舜治世
先祖风华
地中之都
都城衰落
探索历程
▲陶寺遗址博物馆规划效果图
陶寺遗址博物馆是讲述尧舜故事、展示陶寺文化风采的文化圣地，该博物馆的外形是一个“中”字，突出了“最初中国”的理念。
▲陶寺遗址博物馆规划效果图
该博物馆的主建筑为两层，一层空间包括总序厅及六个展厅。二层包括公共服务区、儿童活动中心、游客中心、临时展厅、办公空间及配套空间。
第一展厅“文明蕴化”，简要展示陶寺都城诞生之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过程的大背景以及黄河中游地区从仰韶文化、庙底沟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到陶寺文化的文明发展格局，展示中国文明核心的最初形成于晋南地区的原因何在。
第二展厅“尧舜治世”，首先简要介绍陶寺遗址的古地理环境，再重点展示陶寺早、中期遗迹和遗物，来表现陶寺早期遗址作为尧舜之都的基本状况，包括宫城的兴建及凌阴建筑、南外侧小城下层贵族居住区、仓储区等，将中原地区最早的都城概貌及其繁荣呈现给观众。
▲陶寺遗址博物馆规划效果图
第三展厅“先祖风华”，是陶寺遗址博物馆主馆中最核心、最精彩的展区，重点展示陶唐虞舜的王族风采，阐明陶寺是由谁建立和统治的，展示陶寺城址早期王族墓出土的玉石器、彩绘陶礼器、彩绘木器、石磬、玉饰品等文物。
第四展厅“地中之都”，重点展示陶寺鼎盛时期的社会风貌、人文景观和科技成就，让观众意识到这里是当之无愧的最早中国。
▲陶寺遗址博物馆规划效果图
第五展厅“都城衰落”，重点展示陶寺晚期的遗迹和遗物，来表现陶寺晚期都城的衰落、政权的崩溃、社会的动荡，突出表现扒城墙、毁宫殿、挖祖坟的政治抱复现象。从一个侧面反证陶寺早中期尧舜政权的国家性质，用陶寺宫城城墙、地坛资料表现陶寺晚期政权昙花一现式的复辟与失败，给观众以警醒思考。
第六展厅“探索历程”，重点展示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实物、图片、影像、文献资料来表现陶寺遗址40年来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历程及成果，使观众了解都城考古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实际工作状态，了解陶寺遗址考古史。
▲陶寺遗址博物馆规划效果图
该展陈设计方案吸取了国内外优秀博物馆的陈列优点，采取了适合目前新馆陈列展示、宣传教育、休闲服务、研究保护等各项功能的有机融合的统筹设计理念，围绕陈列主题，互为补充，力求打造一个“省内前列、国内一流”的地市级博物馆。
此外，还将重现发掘出的最大墓葬——M22王级大墓，复原观象台、宫殿区，作为陶寺遗址博物馆的延伸产品，凸显遗址博物馆特色；建设陶寺遗址公园，依托遗址保护区内天然存在的两条深沟建设史前文明深度体验园区。
仪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陶寺考古队领队、考古学博士高江涛，还为大家讲述了陶寺文化所反映的精神品质和当代价值。
▲陶寺遗址博物馆规划效果图
活动当天，还举办了塔儿山（崇山）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启动仪式。
《帝王世纪》曰：“尧葬狄山之阳，名崇山”，崇山就是塔儿山，它是唐尧时期观天象、定四季节令的始发地。这座古老的山峰，孕育了陶寺王国的兴旺，看遍了陶寺王国的沧桑。古老的先民曾把崇山作为心灵的神圣寄托去顶礼膜拜，瞻仰祭祷。
塔儿山（崇山）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将营造林亩，预计-年实施一期工程亩，-实施亩。相信不久的将来，塔儿山将恢复当年森林茂密、风景秀丽、兽鸟云集的风貌。
▲塔儿山
掌上微襄汾薪火相传探尧都
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四十年历史述略
文/何驽高江涛（有删减）
陶寺遗址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探索中的关键支点性都邑遗址，是考古探索、推动“尧舜禹传说时代”成为信史的关键遗址，因此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历来受到海内外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年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正式考古发掘四十周年。四十年来，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跌宕起伏，饱经风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与突破，也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挫折，也曾饱受各种质疑与非难。
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两个大阶段。第一阶段为年至年。第二阶段为年至今。两个阶段的工作，有许多的传承，但也有很大的不同。
▲玉钺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夏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藏
一
第一阶段（年~年）
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第一阶段，还可再细分为三个时期。年陶寺遗址正式发掘之前为学术准备时期，年~年为田野发掘期，年至年第一阶段研究期。
1.学术准备期
年，新中国成立后晋南文物普查中，丁来普首先发现陶寺遗址，当时确认的范围仅限于陶寺村南南沟与赵王沟之间，约数万平方米。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山西队，张彦煌任队长，时任考古所所长夏鼐先生交给山西队的重要课题就是“夏文化探索”与“商文化研究”。年~年秋冬，张彦煌带领山西队，在晋南地区进行了四次大规模调查，行政区域包括临汾地区和运城地区的15个县，余平方公里，发现仰韶文化至北朝时期遗址处，当时重新认定陶寺遗址范围包括陶寺村南、李庄、中梁村、沟西村。
年，“文革”尚未彻底结束，但是中国的考古工作开始恢复。苏秉琦先生指出，探索国家和文明起源，必须从城市、都城等大遗址考古突破。于是，山西队张彦煌、徐殿魁、高炜以及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的叶学明进行晋南考古复查，再次复查了陶寺遗址，因其面积巨大，而定为晋南首选发掘对象。年高天麟、高炜、郑文兰与襄汾县文化馆的尹子贵和陶富海，又一次复查陶寺遗址。
年初，考古所夏鼐所长在听取山西队提出的陶寺遗址发掘方案后，批准了这一方案。同年4月初，考古所与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开始正式发掘陶寺遗址。
2.田野发掘期
自年4月至年6月，陶寺遗址经历了15个发掘季7年半时间，发掘总面积约平方米，在普通居址和早期王族墓地这两个区域有了重大收获。
陶寺遗址这一阶段的发掘，由张彦煌队长指导，高天麟实际负责，高炜和张岱海参与主持工作。
年陶寺遗址发掘伊始，仅针对文化遗存堆积丰富的居址进行发掘，获得了丰富的陶器资料。对陶寺遗址做了早、晚两期分期，相对于后来陶寺文化分期的早期和晚期。早期器物组合为釜灶、扁矮足鼎、侈口罐、缸、扁壶、折腹盆、罐、瓮等。晚期组合为鬲、甗、斝、圈足罐、折肩罐、圈足豆、敞口盆、单耳杯、扁壶等，不见釜灶、鼎、缸。
简报指出，陶寺类型早期与晚期之间有缺环。文化性质初步判定为“陶寺类型龙山文化”。主要分布于翼城、曲沃和襄汾一带。早期的相对年代不早于西王村龙山文化，不晚于河南龙山文化。大致与河南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平行发展。
年至年，陶寺遗址居址的发掘过程中，发现遗址西北部陶寺文化层下，局部叠压更早的文化遗存堆积，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器物组合为圆腹罐、筒形罐、大平底盆、折腹盆、擂钵、敛口钵、小口尖底瓶等。纹饰以篮纹为主。发掘者认为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与陶寺类型之间没有直接承袭关系。
卜工、田建文、董琦等学者则认为陶寺遗址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偏晚，或称西王村三期文化。而此次陶寺居址的发掘，还增添了陶寺文化中期遗存，陶器组合包括双鋬鬲、单把鬲、小口折肩罐、扁壶、圈足瓮、单耳杯等，将早期与晚期之间的缺环弥补上了，当时估计陶寺中期年代为公元前年。现在看来当时的推测年代偏早。
年秋季，在继续发掘陶寺居址的同时，开始发掘陶寺墓地，即现在我们提出的陶寺早期王族墓地，占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探出墓葬近万座。至年发掘结束，发现墓葬座，清理座。年发表的简报中，将陶寺早期王族墓地发掘的墓葬大致分为大、中、小型，90%以上是小型墓葬，几乎没有任何随葬品。早期大型墓葬随葬品十分丰富，除了彩绘陶龙盘之外，还有陶鼓、鼍鼓、石磬等礼乐器，有成套的彩绘陶器和木器。尽管大、中、小型墓葬同处于氏族墓地，但是财富与权力分化已极为明显。当然，该墓地实际是从早期延续到晚期。简报相信，陶寺这批墓葬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资料。
同年发表的《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则根据墓葬规模、随葬品组合、葬具等标准，对大、中、小型墓葬进行了细分：9座大墓分为甲、乙两种，80余座中型分为甲、乙、丙三种，余座小型墓分为甲、乙两种，表明陶寺早期，氏族内部就已经呈现出金字塔式社会组织结构，极少数氏族贵族占有大量财富和拥有权力，90%的墓主很可能是氏族一般成员，甚至是奴隶，没有任何随葬品，这就是阶级对立。文章断言，陶寺早期墓地揭示出当时可能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但也有可能进入了阶级社会，以礼制和城池为表象的国家或国家的雏形已经产生。
陶寺早期王族墓地的发掘者，对于陶寺早期王族墓地社会性质的独到见解是十分精辟的，首次揭示了陶寺遗址的国家社会性质。在氏族墓地内部，存在着极端悬殊的财富与权力差别与分化，表明财富与权力的分配不再基于血缘亲疏，而是经济利益分化的结果，这便不是氏族与家族内部的贫富分化了，而是“亲不亲，阶级分”的阶级对立了。陶寺早期王族墓地，在血缘政治的氏族墓地制度的躯壳内，早已孕育出地缘政治的胚胎———阶级对立。
《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的作者，在肯定陶寺遗址和墓地很有可能是夏人遗存的同时，也不排除这里是与夏人居处邻近的另一个部落。表明发掘者对于陶寺遗址是夏文化遗存的推测，也并不十分肯定。只是根据陶寺遗址所处晋南称为“夏墟”、遗址年代、社会发展水平、遗址规模和龙盘图案，认为陶寺遗址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但究竟什么是夏文化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其实当时学术界仍然争讼不已，二里头文化夏、商性质之争，使陶寺遗址跻身夏文化探索对象之列，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3.第一阶段的研究期
自年至年，陶寺遗址第一阶段田野发掘结束，山西队进入陶寺遗址考古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阶段。
早在陶寺遗址发掘期间，发掘者们就开始了相关的研究探索。年徐殿魁先生发表了《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初探》一文，是第一篇专题研究陶寺文化谱系的文章。指出陶寺早期就是从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来的，并暗示陶寺类型可能与文献记载的唐尧或夏禹有关。年，高天麟、张岱海、高炜先生合著的《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年代与分期》一文，全面论述了陶寺文化谱系，提出陶寺遗址早、中、晚三期是同一文化共同体的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陶寺遗址上限约为公元前年~公元前年，下限为公元前年。
《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则探索陶寺遗址的社会形态与社会组织，开始从文化谱系研究，延伸到社会组织研究。表明老一辈陶寺遗址发掘者，不仅注重发掘与研究相配合，而且注重文化谱系研究与社会组织研究相结合，所以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的理念，起点很高，目的明确——围绕着探索夏文化重大学术课题。这应该与苏秉琦先生“都城突破”战略思想的指导分不开。
年，李民先生发表了《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一文，从尧舜时代的社会状况、尧舜部落活动的地域、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的关系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首次明确尧舜与陶寺遗存的关系，而与夏文化无关。这在当时，显然与陶寺遗址发掘者的主流看法相左。
随后，学术界对于陶寺遗址的研究也逐渐火热起来。研究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文化谱系和陶寺文化的族属性质。
关于陶寺文化谱系的争论，主要集中在陶寺文化早期的文化性质归属。年，张岱海先生发表了《陶寺文化与龙山时代》，正式将陶寺类型定名为陶寺文化。考古所山西队的学者，坚持认为陶寺文化早中晚三期是一个整体考古学文化。
张德光、卜工、罗新、田建文、董琦诸位先生则认为，所谓陶寺文化早期应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所谓陶寺中晚期文化才是陶寺文化。
两种对立的观点，分歧在于对陶寺文化早期中，庙底沟二期文化因素的比重，存在不同的认识，认为陶寺文化自身因素占主导地位者，认为陶寺文化三期一体；认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者，则认为应当归入庙底沟二期文化。
何驽根据陶寺文化早期文化因素量化分析，认为陶寺文化早期遗存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典型类型相比，的确是小同大异，相似性仅占21.91%，相异性可达78.09%，应属于陶寺文化，而不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范畴。陶寺文化早期遗存是从庙底沟二期文化母体中分离出来并结合其他文化因素而独立发展的一个新文化。
关于陶寺文化的族属问题，大致存在两种观点。以山西队发掘者为代表的观点认为陶寺文化很可能是夏文化，在当时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年，张德光先生发表了《对探索夏文化的一点看法》，进一步认为陶寺类型文化可能是夏代早期文化，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夏代中晚期文化，认为陶寺类型文化遗址中可能有较大的城防设施。张长寿和王克林先生都认为陶寺龙盘很可能与夏人有密切的关系。何建安、刘起釪、黄石林也认同陶寺文化很可能是夏文化。
另一部分学者则以二里头文化作为夏文化的标准，衡量陶寺文化与二里头文化面貌差异很大，所以认为陶寺文化不是夏文化。刘绪先生提出，二里头文化更符合夏文化时代与社会特征，陶寺文化不是夏文化。许宏与安也致则认为陶寺文化是有虞氏遗存。王文清、田昌五、罗新、田建文等诸位先生，也都认为陶寺文化很可能是唐尧文化遗存。
在当时，陶寺遗址发掘刚告一段落，基本上解决了文化分期与文化性质，尽管存在着对于陶寺文化早期性质归属上的分歧，总体认识还是陶寺文化中晚期比较独特，同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有很大的区别。
二
第二阶段（年至今）
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第二个阶段，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1.城墙突破期
年至年，陶寺遗址在外郭城城墙方面，获得巨大突破，城内夯土城墙也获得了一些重要线索。时任领队梁星彭先生功不可没。
年陶寺遗址发掘工作告一段落之后，陶寺遗址发掘工作几乎停止。年，当时已经退休的梁星彭先生，接替李健民先生任山西队队长，重新对陶寺遗址展开了考古发掘工作。工作的中心就是寻找城墙。发掘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临汾市文物局联合进行。
年，在陶寺遗址的北部，钻探解剖了疑似夯土墙遗迹Q1、Q2和Q3。山西队首战告捷，在城墙上小有突破，验证了苏秉琦先生的预言——陶寺有城。此后，梁星彭先生在加强钻探追线索的同时，访问村民，收集夯土剖面线索，跑遍陶寺遗址的沟沟坎坎，寻找一些自然剖面上的夯土蛛丝马迹，配合精准的解剖，终于确认的陶寺中期外郭城的北墙Q4、东墙Q5和Q6，大致廓清了陶寺中期城址面积包括东南小城总计至少万平方米超大城址，令学术界为之一震。
年不仅确定了陶寺中期外郭城，还钻探发现了大城内中部偏东的疑似墙基夯土遗迹，即Q8~Q11，暗示大城内还有小城。参加这一阶段的人员有考古所的严志斌、牛世山、印群、陈国梁等，技师张官狮、冯九生、赵晔。
▲陶寺遗址平面图
年9月中旬，何驽便跟随梁星彭队长，进入陶寺开始工作。
2.陶寺城址功能区划布局探索期
年春季开始，考古所领导安排何驽接任梁星彭先生出任山西队队长和陶寺发掘领队。发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联合进行。
面对万平方米的陶寺遗址，如何下手工作，却是首先面临的问题。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田建文先生向何驽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陶寺中期城址与早期王墓，在聚落形态时代上存在差异。这也正是何驽苦苦思寻的陶寺下一步开展发掘工作的突破口。
何驽经过在长江中游地区江汉平原的十一年考古工作的历练，特别是博士学位论文《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对于江汉平原史前城址的聚落考古研究的分析梳理，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都邑聚落或中心聚落考古的理论标准：城墙、宫殿区或贵族居住区、大贵族墓地、礼制建筑区、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等。这些功能区布局遵照本文化的宇宙观法则进行规划。
具体到陶寺城址，已知有早期王族墓地、中期城墙、普通居民区，尚缺早期城址、中期王族墓地、礼制建筑、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探索这些功能区的缺项，是陶寺遗址今后发掘工作的指导方向。在有限的时间、资金与人员条件下，何驽认为最行之有效方法是，在普探的蓝图基础上，采取“火力侦察”的方式，试掘解剖重点怀疑区域，以期在短期内找到陶寺城址功能区划的确凿线索。
▲陶寺大型仓储区窖穴遗迹
随着年春季发掘，在早期城址东墙、南墙、城内下层贵族居住区、城东大型仓储区试掘的重大突破，使我们坚信陶寺有早期城址，可以同早期王族墓地相匹配。接下来，将早期城圈子封闭，成为当务之急。
年9月陶寺遗址秋季发掘开始，我们将工作聚焦在寻找早期城址北墙、西墙、宫殿区和中期王族墓地这三个方面，同时推进。
年春季，在陶寺宫殿区的探索错过判断的机遇的同时，在陶寺中期东南小城内的钻探反而传来重大收获。探出了带红彩朱砂的墓葬，且墓葬密集。这个墓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位于中期东南小城的北部，与早期王族墓地显然分属两个不同茔域。何驽根据对石家河城址布局宇宙观的分析，推测陶寺城址的东南部大约也应为“天位”，因此东南小城内的墓地，很有可能是中期王族墓地。
随即在墓地的北部，探出一座3米长、7米深墓葬之处，布探方IIT，清理墓葬10座，皆无随葬品，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判断，均为陶寺中期。其中IIM8规模较大，归为中型墓葬，长2.8、宽1.6、深7.5米。工字形榫卯结构拼插木棺一具，棺盖无存，棺长2.2、宽1.4、高1.19米。IIM8在陶寺晚期遭到残酷捣毁，距墓口3.3、3.6米、4.1米处各发现有一组散乱的人骨。棺内墓主人骨只有脚趾保存较好，其余扰乱。棺内乱骨有一男一女两个个体，缺失严重。棺侧板上残留石钺碎块。尽管如此，春季发掘，大致判定了陶寺中期的大型墓地位于陶寺中期东南小城内。
▲陶寺中期中型墓IIM8木棺俯视
年秋季，在陶寺中期东南小城墓地的南部，钻探发现大墓迹象。布探方IIT进行发掘清理，共发掘清理陶寺中、晚期墓葬11座，其中仅有中期王墓IIM22一座，其余10座皆为小墓。陶寺中期王墓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