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光华：粤陇文物精品联展”3月24日至6月26日在广东省博物馆展出。
展览由广东省文物局和甘肃省文物局指导，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与甘肃省博物馆联合主办，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汉二陵博物馆）协办，并得到了敦煌研究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甘肃省简牍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天水市博物馆、南越王博物院（西汉南越国史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展览以时间顺序为脉络，以最新的考古发现和史料文献为基础，分为“丝路之兴”“丝路之盛”“丝路之光”三大部分，遴选两地文博单位文物藏品逾件，许多珍品是第一次在广东亮相。
展厅设计上，依据不同时期丝路发展特点和展品元素组合，加深观众对于“一带一路”语境下历史的认知，探索海陆丝不同文明风采。通过两颗分别出土于甘肃和广东的蜻蜓眼玻璃珠引入展览，带领观众体验文化艺术的东西交流与南北发展。采取实物与场景复原相结合的展示手法，带领观众穿越掩埋于荒漠中的古驿站、参观庄严肃穆的石窟、登上蜿蜒曲折的长城，同时配合声、光、电相结合的多媒体互动技术，营造身临其境的观展氛围。在展厅一和展厅二之间的公共区域，观众还可以现场观摩石窟壁画的绘制过程，引导观众重返历史创作现场，加深对石窟艺术的理解。
传播与再造：“蜻蜓眼”玻璃珠的世界之旅
广东省博物馆的专家指出，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又派出使臣前往南海诸国，从此，东方和西方突破束缚，频繁交往，丰富并加速了世界文明的进程。隋唐时期，继秦汉之后，中国历史进入第二个大一统王朝时代，位于西北重地的敦煌和南方大港的广州，在丝绸之路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宋元时期，西北各族交融发展，南方海贸也日渐繁盛。十五世纪后，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甘肃嘉峪关与广东粤海关成为中西文化的交汇点，日益与世界同步。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既各自发展又彼此呼应，共同将古代中国推向世界。
展览中的“蜻蜓眼”玻璃珠是一种见证丝绸之路交流的重要文物。在展览中，我们能看到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时代（公元前年—前年）“蜻蜓眼”，也能看到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西汉早期（约公元前1世纪）“蜻蜓眼”。这种玻璃珠最早制作于公元前16世纪埃及地区，其纹饰象征神人眼睛，多作护身符之用。它经欧亚草原向东传入中国，约公元前年传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经研究，国内出土发现的最早一批蜻蜓眼玻璃珠为西方舶来品，属于钠钙玻璃。当蜻蜓眼玻璃珠传到楚国时，楚人开始仿制，成分以铅钡或钾钙为主。广东省博收藏的这件材料经分析为铅钡玻璃，为中国原产，见证了西方工艺中国化以及在国内从北向南传播的过程。专家还特别指出，岭南地区发现的汉代蜻蜓眼玻璃珠，颜色主要是蓝色、不透明、圆形，珠表面嵌饰黄、白、蓝相间的圆圈眼纹，形似蜻蜓的复眼。
在中国传统神话和传说中，很多神兽、神人是长着翅膀的。一些研究者指出，翼兽形象早期流行于中亚、西亚地区及亚欧草原，传播到中国约为战国时期。展览中出土于甘肃省泾川的一件翼兽青铜提梁盉则是春秋（公元前年—前年）时期的产物，盉巧妙地设计成一只具有双翼的四足兽，以龙为提梁，以凤为盖钮。
另一件高浮雕兽面纹金带扣是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藏品。金带扣的主体为一兽头，采用高浮雕手法雕出；兽头上镂雕出龙兽相斗的图案，并装饰有连珠纹、卷云纹、羽状纹等；兽头的眼部镶嵌蓝色玻璃珠。它具有中原华夏与边陲戎狄两种艺术风格。
西北与东南：“熊造型符号”的高度一致性
位于中国西北的甘肃，连接中原和亚洲内陆，成为“陆上丝绸之路”必经的交通要道；位于华南地区的广东，面向广阔的南太平洋，拥有“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贸易港口。它们相隔千里，又息息相关。通过这个展览，我们不仅能重新思考南北两地的内在联系，了解甘肃河西走廊和广州通海夷道的历史与渊源，更能深入体会同一时空下跨地域的思想技术传播和交融互鉴的文化历史，思索丝路变迁对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
比如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石峡文化玉玦。石峡遗址第三期文化年代相当于夏商之际至西周早期，墓葬中随葬的有角玦饰等玉器，说明起源于长江中下游或珠三角地区的玦饰结合南渐的中原商周礼制。该种玦饰的传播影响到越南北部乃至东南亚部分地区，显示出珠江三角洲与东南亚早期的文化传播。
又如广州市南越王宫署遗址出土的熊踏跺砖。将它和甘肃省酒泉市下河清农场采集的熊踏跺砖对比来看，就更能体会特定文化符号时空传播的范围。熊寓意着勇猛和强悍，商周时期已是常用的装饰题材。至秦汉时期，熊的艺术造型更加丰富多彩，代表着拥有者特殊的身份地位。两地发现的砖纹饰皆作熊正面踞姿状，可见无论是西北，还是东南，都采用图案造型相近的建筑构件，体现出汉代诸侯等级制度、礼仪的一致性。
敦煌佛爷庙湾墓群出土的胡人牵驼图模印砖是唐代河西走廊商旅生活的真实写照。骆驼背着十字捆扎的椭圆形驮囊，里面装载着丝绸、瓷器、香料等商品。甘肃省出土不少唐代驼俑明器，说明了当时骆驼跟其他牲畜一样都是财富的象征，反映出河西走廊的日常生活中商业和农业并重。而广州也曾出土很多胡人形象的俑，反映类似的“外国人”在汉唐时的岭南之地也很常见。
互鉴与交融：“波斯锦”也曾影响中国丝绸
应该看到，无论“陆丝”还是“海丝”，中外之间、东西之间的交流很多情况下都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地的文化面貌，也因这种互动而更加丰富。
广东省博物馆藏马来西亚“丹戎新邦号”沉船出水的宋代银铤，将我们带回到海上丝绸之路的真实贸易场景之中。策展团队的专家表示，自唐以来，出现将白银熔铸成条块状的银铤。它作为流通货币之一，常被国家储备、民间窖藏。银铤上常刻有铭文，涉及古代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真实地传递了当时的社会信息。西安出土波斯胡商伊娑郝的银铤，根据银铤上的铭文得知，这些银铤原为波斯商人伊娑郝于约公元年客死广州时留下的遗产，后由副岭南节度使张伯仪和市舶使刘楚江送往西安。由此可得知，唐代市舶司由朝廷直接派出，同节度使一起共同管理海外贸易。节度使主要职掌对外贸易和外商司法等具体事务，市舶司则参与向朝廷奏报进奉、征收商税等工作。
而大家所熟知的丝绸之路上的几种重要货物，在展览中都有与众不同的呈现。比如甘肃省博物馆藏唐代鸽子纹锦残片，极富写生风格，与传统中国画的表现手法似而不似，体现出新颖的趣味。省博的专家指出，虽然中国古代丝绸品种繁多、色泽绚丽、工艺精巧、技艺高超，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丝绸不仅是中国的单向输出。隋文帝就异常喜爱来自中亚的“波斯锦”，命人积极学习，反过来促进了中国丝织技术的发展。
又如广东省广州大马站景豪坊工地出土的南汉时期波斯蓝釉陶瓶。波斯蓝釉陶瓶多数作为香油、葡萄酒、蔷薇水等液体的储运容器，大多是唐五代时期从西亚引入。此类陶瓶在我国广州、福州、扬州、宁波、桂林等沿海地区均有发现，国外则分布西起非洲东海岸、东抵日本。它们的发现，丰富了在中国的陶瓷文物的品种。
16世纪80年代，钟表随着传教士的脚步自中国南部沿海传入。广州作为最早接触和制造钟表的地区，其产品具有浓郁的中西结合的特点。广钟精巧绚丽、设计独特、汇聚各种工艺于一身，将外来技术和本地工艺完美结合，深受清宫青睐。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清代铜胎鎏金花篮座钟就鲜明地体现了这样的特色。靓丽的外表下，钟表内部有着相当复杂的机械结构，代表了与世界同步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水平。钟表传播是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部分，反映出中国时间观念的历史转变，中国人从依赖自然现象的模糊感知逐步转向依靠钟表机械的精确时刻。至清末，分、时已成为国人习以为常的时间概念。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卜松竹
图：广东省博物馆提供
通讯员：黄苏哲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李亚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