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生态博物馆”的理念诞生于法国，由法国的博物馆学者里维埃（Georges-HenriRiviere）提出，雨果·戴瓦兰（HuguesdeVarine）践行。到了八九十年代，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开始传向中国，由此国内成立了一系列公办生态博物馆。在此大背景下，我国第一座民办生态博物馆——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以下简称为地扪生态博物馆）应运而生，于年开馆，至今已有十五个年头。
即便“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曾在国内外风靡过一段时间，但在未到地扪生态博物馆之前，很多人对“生态博物馆”的理解仅限于这五个字中的后三个字，最先联想到的还是每一座城里传统意义上的综合博物馆或是主题博物馆，在几层楼的空间里，以策展的形式向观展者们展示、诠释着各类被赋予多元内涵色彩的藏品。或许，“生态博物馆”就是一个带有生态主题的博物馆，那时我贫乏的想象空间也只能到此为止。
其实，“生态博物馆”诞生的本质就是用来反思传统博物馆，它更强调人们的生产、生活及其环境的关联性。地扪生态博物馆也是如此，十五年来一直坚持着“整体生态保育”的主张。
一、未被收藏起来的展区与展品
地扪生态博物馆，也被叫做地扪侗族文化社区。顾名思义，它不是指一栋展示藏品的建筑，而是一个以地扪、登岑侗寨为核心区，辐射罗大、腊洞、樟洞、蚕洞、己炭、中闪、额洞、茅贡、流芳、高近、寨南、寨母、寨头等15个村寨46个自然村落的文化社区。这些村落都算作是它的展区，其覆盖范围等同于整个茅贡镇的辖区范围，地理面积平方公里，人口近人。它的展品则是整个活态文化社区的生产生活以及社区里活动、变化着的人、事、物。
这样看来，地扪生态博物馆更像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它和传统博物馆不同，没有被局限在建筑空间中，而是被界定为一个特定的活态村寨文化社区。在这里，整个活态村寨文化社区的辖域就是展区，文化社区里的生产、生活就是展品。这种展现的方式，很像在学校课堂里，老师一直在强调的用“回到历史现场”的思维来思考研究的理念。地扪生态博物馆也是如此，在“在场”的环境下做展览，使展品不脱离于它的产生环境，对当地生产生活与其人文自然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做出了天然的诠释。
二、回归社区
地扪生态博物馆实质上是作为一个活态文化社区存在的，它的大部分工作也都与社区有关，因此，十五年来，它一直在尝试着回归社区，到社区中去完成社区的工作。无论是每日的村寨影像记录，还是对村民家庭档案的梳理，都是由当地人在串寨入户的过程中完成的。
地扪生态博物馆办公建筑群与社区间的那条文化长廊，就像一条纽带，连接着它们彼此。孩子们闲暇时，就会来这里看书，学习、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侗族大歌；村里的老人们则是来这里做口传历史，将本村寨的历史娓娓道来，尽力将自己的文化留住。有时，眼前跃然呈现出这样的场景时，看着一个空间里，盛着一老一小两个世界，顿时觉得这也串起了文化社区极具生活感的村寨文化展示。
三、村民是村寨文化的主人
地扪生态博物馆在十五年的社区工作中，做着回归社区的努力，它的馆长也一直希望博物馆能以一名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角色尽量开放、平等的面向村民。在工作的不断摸索中，也在回应着外界不断的怀疑与拷问：在这个文化社区中，生态博物馆究竟该以何种身份自持？对于未来村寨文化的发展，到底由谁决定？馆长认为：答案用两个字即可回答，就是“村民”。村民是自己文化的主人，村寨未来文化的发展，应由文化的主人——村民自己决定。
他觉得，这样的问题早在博物馆学专家、挪威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达格，梅克勒伯斯特（DagMyklebust）起草生态博物馆《六枝原则》的时候，就已经给出了答案。《六枝原则》的核心要义就是：“村民是文化的真正拥有者，他们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解释和认同他们的文化。社会发展在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中将是一个先导条件，人们生活的改善必须得到更多的重视，但不能以损害文化价值为代价。”他们现在不过是又回到了起点。
“生态博物馆”概念的见证人与参与者雨果·戴瓦兰先生曾将生态博物馆比作物质或数据银行、变化着的观测台，这是理想的状态。但是就目前来说，当地村民始终还是把生态博物馆当作是一个外来物，熟悉且陌生。如何真正做到与村民融合，真正成为一个恰如其分的观察者与记录者，对于地扪生态博物馆以及国内所有的生态博物馆而言，都还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文章来源
荣程新智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