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制是周代文化的集中体现，它既是典章制度的总汇，又是人们各种行为的准则。周武王灭商后，西周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建立稳定的政治制度，支撑周朝天下的有四大制度：封建制（分封制）、井田制、宗法制、礼乐制。
周朝通过礼乐制度来规范贵族的身份地位，要求贵族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要符合自己的身份，贵贱长幼之间要有明显的差别。就连如何称呼“死”，不同等级的贵族也不一样：
《礼记·曲礼》：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相传周朝的礼乐制度是周公制定的。周公制礼作乐，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影响深远。五六百年以后，孔子提到周公制礼作乐的事，还赞赏不绝。
夏商两代的礼乐文化，虽然已经有了显著的不同，但是其制礼作乐的根本目的，却别无二致，都是为了保有其王位，并使其王祚永延。即使是周人，虽然已经具有了“敬天保民”（《周书康诰》）的新思想，但是其制礼作乐的根本目的，依然未能完全摆脱王祚永延的考虑。然而孔子在这方面，则形成了全新的思想认识。在先秦儒家典籍中，就有这方面的诸多具体载述。
例如《礼记》所载——
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礼运》）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冠义》）
是故圣人作（兴起），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曲礼上》）
以上三例虽然并非是孔子的原话，但是却基本反映了孔子的思想认识，这是毋庸置疑的。据此可见，在孔子看来，礼乐对于人生的意义至为重要，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进一步具体而言，之所以制礼作乐的根本目的，完全是为了使人能够普遍超越动物性自然生存，从而活成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也正是孔学之仁的本质内容之所在。
再例如《论语八佾》所载孔子曰——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其意是说，作为一个人，如果背弃了仁道，那么礼乐对他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也就是朱熹《论语集注》所引游氏曰，“虽欲用之，而礼乐不为之用也。”据此可见，孔子这其实又是在说，制礼作乐的根本目的乃是实现人生之仁；一个人如果背弃了仁道，礼乐自然也就对其失去了实际意义。
又例如《论语》所载孔子曰——
“不学礼，无以立。”（《季氏》）
其意是说，一个人如果不学习礼乐，便不能立身于世。朱熹对此作注曰，“品节详明，而德性坚定，故能立。”据此可见，孔子这里所谓的“立”，显然是指活出君子的品性与德行来，或曰活成真正意义上的人。由此看来，此章同样也表明了，制礼作乐的根本目的，乃是为了实现人生之仁。
此外又例如《论语颜渊》所载孔子曰——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例中的前一句是说，仁亦即理想人格化的具体实践，就是“克己复礼”，亦即理性地克制个人的意欲性情，从而使之符合于礼乐仪则与规范。其中的后一句是说，一旦真正做到了“克己复礼”，那么天下人就都会赞许其为仁人了。这也就是宋儒程子所谓，“克己复礼，则事事皆仁，故曰天下归仁”（朱熹《论语集注》引）。据此可见，孔子这又是在明确表述，礼乐作为人生实践的行为准则与伦理规范，其根本目的乃是实现人生之仁。
综观上述可见，在孔子看来，制礼作乐的根本目的，完全是为了普遍实现人生之仁；而礼乐作为人生实践的行为准则与伦理规范，则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君子仁人的人格风范。
明确了制礼作乐的根本目的之后，孔子进而又为礼乐的具体制订，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要求或曰基本准则。这主要体现在了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制中”的基本准则。
《礼记》载孔子曰——
“礼者，因人情而为之节文。”（《坊记》）
“礼也者，理也。”（《仲尼燕居》）
“夫礼，所以制中也。”（同上）
据此可见，在孔子看来，制礼作乐首先必须顺乎人情（意欲性情），同时又必须合乎道德理性。具体而言，就是准确找出情与理这两端的结合点或曰平衡重心，进而以此规范人们的人生实践，使之既顺乎人之情，又合乎事之理。这就是制礼作乐所必须坚持的“制中”基本准则。这也正是孔子的“中庸”方法论，在其“礼乐”观中的具体体现。
“制中”准则的价值取向是“致中和”。礼乐作为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在这方面又各有所侧重。这也就是《礼记乐记》所谓，“乐统同，礼辨异。”具体而言，就是礼侧重于辨清各类社会生活角色的身份、地位，及其相应的责任与义务；乐侧重于统合并增进人际间的认同感、归属感与亲和力。礼乐结合，相辅相成，从而共“致中和”。不仅使个体人生实践都能有所遵循；而且还能为普遍实现社会之仁，营造出中正和谐的生活秩序与氛围。这也正与制礼作乐的根本目的相一致。
其二是与时俱进的基本准则。
在孔子看来，制礼作乐首先必须顺乎人之意欲性情，而人情并非固定不变。世易时移，人情自然也会随之而有所变化，因而礼乐的制订也必须与时俱进。具体而言，就是对原有的礼乐及时加以适当调整与修订，从而使其能够适应时代的新特点，符合现实生活的新需要。这也就是《礼记礼器》所谓“礼，时为大。”
《论语为政》载孔子曰——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据此可见，所谓与时俱进准则，其实也就是“损益”亦即继承与发展创新并重，而绝非是对传统礼乐文化的全面否定。关系到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容，就永远也不能予以否定并扬弃。例如《礼记大传》所载，“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如果完全否定传统礼乐文化并彻底扬弃之，必然会造成严重恶果。《礼记经解》所载，“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就是为此而向世人发出的明确警诫。
其三是简约易行的基本准则。
在孔子看来，制礼作乐的根本目的，乃是为了实现人生之仁；因而礼乐的具体制订，切不可本末倒置而搞繁文缛节，而理应坚持简约易行的基本准则。在《礼记》中，对此就有多方面的具体表述。例如——
礼之失，烦（琐屑、苛细）。（《经解》）
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也。（同上）
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记》）
简约易行的基本准则，还体现在了礼乐的用财方面。《礼记檀弓上》载孔子曰——
“夫礼，为可传也，为可继也。”
在孔子看来，制订礼乐是为了普遍而长久地实施，因而在其用财方面，就应普遍考虑到人们的经济承受能力，而不可将其规格标准定得过高。《论语八佾》所载孔子曰——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礼数周备）也，宁戚。”
其中就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认识。
再以礼品与祭品为例。孔子认为，这一般应是不难置办之物。按曾子的话说，士人甚至可以“以文会友”（《颜渊》）。如果“居山以鱼鳖为礼，居泽以鹿豕为礼，君子谓之不知礼”（《礼记礼器》）。至于极其罕见的稀奇之物，就更不应规定作为礼品或祭品。这也就是所谓“天不生，地不养，君子不以为礼，鬼神弗饷也”（同上）。
冯志亮，笔名禾子尼，号渤海居士，出生于河北秦皇岛。北京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易经文化馆馆长、中华百家姓博物馆馆长、中华姓氏研究院院长、北京姓氏文化馆馆长、北京风水博物馆馆长、北京海图书画苑首席文化顾问。冯志亮先生是著名品牌推广人、姓氏文化学者、姓名学专家、修谱师、网络新闻营销奠基人和发展者，曾提出关于网络广告价值排斥论的“蓝海观点”。年冯志亮先生受聘为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与哲学系特聘教授。冯志亮先生涉猎广泛，书法绘画造诣深厚，并痴迷于文学历史，亦是一位古体词人和家史家谱研究专家。冯志亮先生著有《渤海诗词集》、《姓氏溯源与民俗探究》、《怎样修家谱》、《怎样编家史》、《怎样写自传》、《易经新解》，以及《百家姓寻根手册》五百余部，《中华姓氏家谱》三百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