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守永
5月18日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年博物馆日将主题定为“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美好生活”，期待博物馆能够创造联动效应，促进积极变化。
让我们看看在专家学者眼中，博物馆未来将如何更好地参与创造美好生活；大胆拥抱更多可能的同时，又需要坚守些什么？
——编者
观点提要
博物馆美术馆的藏品千差万别，组织形式、建筑形式和文化产出形式也各式各样，这些都不妨碍它们要“回归初心”——回归到公众之中。对此，博物馆美术馆可以做出更主动、更好的引领和示范。
最近几年，上海的艺术策展中出现了“艺术进社区”“边跑边艺术”“艺术枢纽站”等等新概念，从鼓励、带动艺术家进入社区，激活公共艺术和公共文化教育板块，到主动介入“社区微更新”“老社区/楼道艺术角”（浦东陆家嘴东昌街道），以及更具有文化品牌意义的”社会学艺术节”（横渡），最终化蝶为“艺术社区”。年春天，中华艺术宫举办了“艺术社区”实践的集中展览（汇报展），艺术展览行动的逻辑，越来越“接地气”。
早在年代中期，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考察海南和湖南时就提出中国社会“富裕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年代人类学家葛希芝（HillGates)用“小马达”（Smallengine）来概括中国家庭经济（包括庭院经济）的意义和价值。今天的艺术社区实践，用艺术心动+行动既部分回答了费先生的问题，也揭示出博物馆美术馆艺术策展具有文化发动机的作用。
我用“介入式博物馆学”来描述艺术展览的当下意义，其实并不是一个“新词”。这些年国际学界提出的体验式博物馆学（注：按照国际标准，美术馆也属于博物馆体系）、博物馆艺术疗愈以及社区/生态博物馆实践等等，都是从“人的博物馆学”这个视角进行的。人的主体性、社区参与更是社会工作的“法宝”。
看得见的繁荣之下，需要将展览作为方法的介入式博物馆学
全球来看，中国博物馆美术馆最近30年以来的繁荣发展，是世界从来未出现过的文化现象。截至年，中国的博物馆总数超过6千座，70%以上是最近20年建立的。年度博物馆美术馆观众量超过12亿人次。从4亿到12亿人次，只用了6年的时间，美国的年度观众总数最多只有8亿人次多一点，我们现在已经超过12亿了。即便是新冠疫情严重的年份，年度观众人次都超过5亿。这些都是能够看见的博物馆的繁荣。
我们理解的博物馆美术馆是以三种形态存在的：第一，作为建筑形态，位置在哪里，是什么样的房子，属于什么样的设计理念和风格，建筑是一种文化地标；第二，作为文化产出形态，收藏、保护、展览、活动、讲座、出版，等等，都是文化产出，人们去这一场馆主要是看展览、听讲座或参加活动；第三，作为机构和组织形态，是一个文化机构，也是一种社会组织，它是由具体的社会所创造，也服务于这个社会。
中国博物馆美术馆的繁荣在三种形态上，显然是不平衡的。博物馆美术馆也是一种文化工具，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方法或方法学工具。把博物馆美术馆作为方法，通常也就是把展览作为方法。
从介入式博物馆学来看，三种形态的博物馆美术馆中，公众都应该有机会参与。而事实上只有第二种形态即文化产出形态的博物馆美术馆公众才有机会参与。在传统博物馆学中，只是鼓励公众参观，但不一定鼓励公众参与。“迈向人的博物馆学”，似乎存在将人与物（藏品及展览）对立起来的风险，而且人的主体性，如果理解为“用户至上”，在管理学上有依据，在博物馆学中不是那么清晰可见。
艺术社区需要新的方法和新的思考模式，上海已经走在前列。博物馆美术馆作为方法，也就是把展览作为方法，可以超越传统博物馆美术馆的三种存在形态的限制，也可以超越目的论与类型学的纠结。回到博物馆的历史脉络里来看，也有很多需要反思的内容，要超越既有的历史，超越既定的组织形态制约。创新博物馆美术馆的文化模式，参与诸如可持续发展议题等社会热点议题，变“被动的”参与为“主动的”融入。文化产出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