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马黎
接上集：文脉赓续｜毛昭晰：此心昭晰勇毅行（上）
5.
陈文锦（原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来省文物局工作后，毛昭晰跟他说的第一句话：要搞博物馆。这句话，毛老师碰到新人要讲，碰到领导也要讲。
年，杭州的博物馆只有浙江省博物馆一家，年，自然博物馆从省博里分出来，浙江省自然博物馆成立。90年代初，杭州的博物馆还很少。
毛昭晰跟陈文锦提出，要三个门类的博物馆一起搞，一个综合类，第二个，现在我们叫专业博物馆，那时候叫专题博物馆，比如丝绸博物馆、官窑博物馆、茶叶博物馆。年，在一个省旅游发展的会议上，他提出来，杭州要大力发展博物馆，根据杭州的城市性质和文化渊源，开一大批博物馆。
陈文锦还不太能理解。毛老师换了一种方式讲，他在日本去过一个人体博物馆，入口，是人的咽喉，出来，会放一个屁。
大家边听边笑。
年5月28日，良渚文化博物馆对外开放，年，毛昭晰把自己珍藏的施昕更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捐给了博物馆。良渚考古不断有新发现，认知在刷新，博物馆也要更新换代，10年后，博物馆要建新馆，也就是现在的良渚博物院，年，同时启动建筑设计和展陈设计。年1月6日，77岁的毛昭晰带队去日本考察了十多个博物馆，列清单，当讲解员，一手包办，尤其看了大量遗址类博物馆。郭青岭说，后来良博院第二展厅场景式的复原，直接来自于毛昭晰的构想。
年4月，绍兴博物馆开馆。全省地市博物馆还很少的情况下，绍兴博物馆开馆，是一件大事。没有高速公路，毛昭晰延迟了一小时赶到现场，做了发言。
希望我们把博物馆作为一个教育机构来建设。他说。
台下的鲍贤伦一动。
如今听来，并不是一个稀奇的观点。在当时，对于博物馆的认识，大部分人还停留在这是一个保存、研究、展示文物的地方。毛昭晰提出，博物馆的根本功能，就是为社会发展，为人的发展服务，而不仅仅是一个“物”的问题。这场延迟了一小时的讲话，鲍贤伦一下子被毛昭晰打开了。“有人认为毛老师是从学校里出来的，所以讲教育，当然不是那么简单。”
年11月20日，《钱江晚报》刊登一篇周新华写毛昭晰的文章。毛昭晰说，博物馆不只是个供人们窥视过去时光的窗口，博物馆应该是姓“博”的，它与所有的科学知识都相关，是向人们进行社会教育的最好的地方。不仅要表现历史文物，还应该大力发展自然科学博物馆。“博物馆应该是一个人的终身学校。”
年恢复高考不久，他就向杭大提出开设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他认为，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是其他任何机构所无法替代的。
这是国内第一个提出要创办文博专业的人。博物馆在中国还是稀罕之物，很多人不理解，设立这个专业，将来学生往哪里分配？
“这个系，就是他在充满疑虑的目光注视之下，多次只身往返于大学与政府相关部门之间进行不懈争取的结果。”里默尔·克诺普在《批判性探索中的文化遗产与博物馆》中这样写道。
三年里，毛昭晰去教育部跑了四次，反复讲：博物馆是发展中的事业，现在我们的博物馆虽然不多，但将来一定会有很多博物馆，因为我们的国家需要博物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需要博物馆。
年，杭大文博专业成立，他亲自去招生。
陈文锦说，当时的文物工作，比如无奈，比较悲凉，尽管我们感到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但是不一定为人家所理解。如今，浙江全省的博物馆能够在全国走在前面，品类比较丰富的，分布比较均衡，毛昭晰做的事，没有人能取代。
6.
王士伦家属于小营巷居民区，毛昭晰的妈妈是居民区主任，毛师母毛师母，很有名，一个蛮泼辣的形象。毛昭晰的儿子跟王群力差不多年纪。小毛的有名，在于拉小提琴，四方八里都知道，而且长得白白净净。
毛昭晰的夫人，是杭州教师进修学校的老师（后来的杭师院），有一天，她跟王群力妈妈讲，让小王去读他们的夜大学。这四年学习对王群力后来的影响很大，他一直记在心里。
有一天，时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王士伦回来跟小王说，毛昭晰这个人，无情。王士伦后来对黄滋等后辈如此看重，多少是因为儿子，把对儿子的感情和希望，寄托在这些有才华的年轻人身上。儿子没机会成才，那要帮他们成才。他很在意毛昭晰女儿的工作，她下乡回杭，想把她调到文物系统下属的单位去。
毛昭晰断然拒绝。只要他在文物系统，家里人就不能跟这件事沾一点边。
女儿有时候会“恨”。
年开始在浙江省文物局工作，一直到86岁，爸爸终于不再参加任何工作。但是，每年大年初一早上，爸爸一定会去看望文物战线上在岗的职工，这是他的必修课。女儿说，爸爸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要这样呢？
这件事，毛昭晰一直做到快90岁，直到摔跤——年3月25日下床摔了一跤，一根股骨颈摔断，开始住院。6月，在医院里又摔了一跤。
爸爸经常对女儿说，幸亏你没走哦，还好你在。
有时候，爸爸会突然说：我真的很对不起你。
女儿说，有什么对不起的，都过去了。
一颗小小的红宝石，暗色的光。
女儿摸着胸前的这颗红宝石项链——我一直戴着，80年代他第一次去日本考察买的。其他项链我也有很多，都不戴。因为这是我爸爸给我的。
女儿从小身体不好。“外公，妈妈又生病了。”接到外孙电话，很晚了，毛昭晰自己坐公交车去看女儿。55号车，当时是专门配给他用的。但他经常不坐，如果“迫不得已”坐，司机送到后，他下车，一定要绕到窗口：谢谢，再见。
他也从来不叫家人坐。医院看病，毛昭晰叫她自医院门口等。他如果走得动，也要坐公交。有一次妈妈生病，毛昭晰医院，自己转了三趟车，那时他已经80多岁。他完全可以叫车，就是不叫。
女儿有时候想，爸爸的一根筋，杭州话讲，不知道哪里搭错了。
他很少花钱，所有的钱，都用来买书。有一年，毛昭晰从花园新村搬到了体育场路，体育场路上开了两家书店，一家是晓风书屋，另一家书店关门前，毛昭晰把书店里所有的书都买到了家里，车库里也塞满。我们本想去毛老师家的书房看看。女儿说，进不去。爸爸的书，翻页翻好，绝对不能去动。
年10月07日，六和塔景区的新景“六和钟声”正式起鸣。六和塔文保所决定铸造一口重2.3吨的大钟，请毛照晰撰写铭文。年8月21日，记者采访，毛昭晰细心讲解：钟是口朝下；铙是口朝上底朝下，有个柄儿，使用时以手执柄，以槌敲击，形状与钟相似，二者大小不同而已。
他作四言铭文，共12句96字，写得典雅韵致，毛笔隶书，柔婉端严。有一句，打草稿时，始拟“屹立东方”，继换“威灵远扬”，后改定“仁威远扬”。女儿讲，96个字，爸爸十十足足写了一个月，改了无数次。
爸爸，你写的字，那让我们去看一下么，让我们也敲一下钟。开放那天，女儿说。
你去则撒？不准去。不准——这个词在家里，是常用词。
直到女儿40岁生日，她花了十块钱去敲了一次钟。回来后才跟他讲。
好不好？毛好哦？真当好的哦？爸爸开心地笑了。
7.
年还是年的夏天，毛昭晰去参加一个全国教材编写的工作会议，从东北回来，来王士伦家里坐，穿了一双布鞋。小王说，毛老师你这双鞋毛好看，哪里买的。
毛昭晰说，我是六不先生。不喝酒，不喝茶，不抽烟，不打牌，不跳舞，不会卡拉OK。女儿说，他出去就是白开水一杯，平时就是西装衬衣。
他是机关里的另类。
有一次大家在一起聊天，也抽烟。刚刚抽了几口，毛老师进来了，眉头一皱。陈浩，我又要批评你了，又抽烟。陈浩是当时浙江省博物馆馆长。
陈浩很“坏”：毛老师批评得对，我们主要看鲍局长，鲍局长不抽我们就不抽。
毛老师眼睛扫到老鲍身上。
毛老师，你说得对的，我考虑一下，先减少，再逐步把烟戒掉。老鲍说。
孟子说了：“今有人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在这样一个场合，毛昭晰突然念了《孟子·滕文公下》里的一句话。很多人还来不及反应过来，鲍贤伦听懂了：谢谢毛老师，谢谢毛老师。
毛昭晰的风趣和风度。
上海芭蕾舞团《白毛女》剧组来小营巷访问，大家围拢看热闹，毛昭晰也在人群里。此时，演员们正从纪念馆里排队出来，大家在说，哪个是“白毛女”石钟琴。有人一眼看到，闹，围紫围巾的围紫围巾的！毛昭晰插嘴：小心袄，表只记得看围巾人忙记（忘记）看的！
一本小小方方的老底子的电话本，一直放在毛昭晰的裤子口袋里，四边已经磨成粉末状，进医院后，他又放在病号服的口袋里。他不会用通讯录，一直翻电话本打电话。一个用了20多年的摩托罗拉翻盖手机，不肯换，女儿只好让儿子在网上再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80岁，大家提议给他做寿，“请毛老师配合一下”，坚决不做。家人和同事想把他的学术论文整理，老鲍也把他的工作资料做了整理，他也反对。
年5月7号，毛昭晰92岁生日，在医院吃了大蛋糕。
但是，年1月8日，鄞州区业余文保员会议，80岁的毛昭晰拿出一幅他自己装裱好的照片，送给了60多岁的鄞州洞桥镇业余文保员王阿福。
这幅照片是他3年前拍的，年10月11日，到走马塘走亲戚的王阿福经过蜈蚣山时，看到有施工队正在山坡上施工，铲车一铲下去，他发现了一块古墓砖。向文物部门汇报后，他转身回家，取了日常生活用品，用塑料布在现场搭了一个小帐篷，一住就是两个多月。年12月初，毛昭晰到现场考察，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知道要来参加业余文保员会议，来宁波之前，他自己用镜框装裱相片，在后面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一位业余文保员生病，毛昭晰寄去了一万元。
年8月6日《浙江日报》的一则新闻，题目：《太阳又照“小门庭”》。浙江省博物馆的俞为洁4岁的儿子丢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毛昭晰刚从国外考察回来，偶尔听到她家小孩丢了，毛老师当场掉了眼泪，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元，让一位同事转交给她。过了几天，他又托人先后送来元和元，说：我凑了元整数作为捐助，希望你们早一天找到孩子。
8.
年3月11日，人民大会堂。
卸任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11天后，毛昭晰带着“列席证”，告诉一些熟悉的代表：洛阳那边来消息了，中央派的调查组下去了。我昨晚睡得很好。
年，他被选为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期到年2月28日。
2月的最后一天，也是他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任上的最后一天。凌晨两点，他写完一封长信，密密麻麻两页，第二天递给了中央领导。
前一天上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最后一次例会。下午，他在《中国文物报》上看到记者李让——如今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的一篇报道——《洛阳在毁什么？！》（1月24日刊发）。
头版一整版，标题字号前所未有的大，看起来触目惊心。
李让报道了一件事：洛阳未按照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未征得国家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突击抢建“河洛文化广场”，将大型挖土机械开进了著名文物保护单位东周王城遗址范围内，强行施工，“天子驾六”车马坑也即将被破坏。
东周王陵刚刚出土了六马驾驭的“天子之乘”，证实了古文献夏商周时期“天子驾六”的说法。当地文物保护部门拿着刚刚通过的《文物法》给广场指挥部，负责人说，“拿走，我这里也有很多法。”
“他们是在藐视法律，法律的尊严在哪里？”他对中青报记者王尧直言。
李让来到位于西黄城根北街的全国人大会议中心常委驻地时，已经很晚了，他给毛昭晰带来了两期报纸——刊登《洛阳在毁什么？！》的年1月24日《中国文物报》和刊登《洛阳，1月16日以后……》的年2月12日《中国文物报》，每期都带来几十份。
毛昭晰没管他有没有吃晚饭，让他跟着自己，抱上报纸，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找住在会议中心的全国人大常委，告诉他们发生在洛阳的违法事件，给他们留下报纸，请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