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展览研究依然占据了博物馆学的半壁江山。博物馆类型的多样化和数量的快速增长促成了博物馆展览事业的繁荣，这体现在各大研究文献对各类展览案例的讨论中。除了量的增长，在内容层面，展览研究也开始在某些脉络上呈现出更为清晰的共性化趋势。例如，关于“物”与“人”关系的思辨已成为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其中“人”不仅包括博物馆观众或社会公众，也涵盖了“物”背后的人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等。基于“物—人”关系的视角，桑荣生和王海将中国博物馆展览陈列研究分为两个阶段——机械化的“以物为主”和多元化的“以人为主”，并指出博物馆展览通过对“物—人”关系的深层挖掘和多元阐释，成了人、物、精神与思想的“传递者”。[5]此外，由“物—人”关系转向衍生的“以观众为中心”的导向也促使博物馆思考如何通过“讲故事”来建构展览的意义与价值，主张将叙事学与传播学的视角引入展览研究。
年，国内博物馆学界接续了展览叙事的议题，着眼于反思我国博物馆展陈设计叙事转向的原因，[6]为判定展览的叙事性构建起一套标准，[7]并进一步提出将包括多声部叙事方式在内的多元叙事手段应用于展览实践中；[8]严建强则从博物馆观众的认知特点与偏好出发，通过认知与传播、阐释与理解、反馈与评估三个方面的分析，探索如何根据观众的偏好选择合适的传播策略，让观众成为展览传播过程的参与者与合作者。[9]与“如何讲故事”相伴，“讲故事的人”则是展览研究中的另一重点，在本年度的讨论中，学者尤其强调策展人在博物馆知识生产与传播结构中的位置与关联。沈辰[10]和彭文[11]从策展的工作流程出发，聚焦策展人与策展团队、策展与释展的关系，试图探索出一个既适合中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策展体系；耶尔马兹（PinarUnerYilmaz）从大型双年展的策展实践出发，提出策展人在艺术家、评论家、观众之间充当着“调解者”的角色；[12]还有学者提出由传统策展体系向“管理型策展”转变，让更专业的项目经理承担部分策展任务，从而使原有的策展人更多地承担起管理者的职责。[13]
在博物馆学习：博物馆展览中的认知与传播严建强/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此外，博物馆教育研究依然活跃。博物馆教育的研究与讨论也映射着“从物到人”的转向思潮，例如，有学者对美术馆中从事教育的工作人员的社会背景进行调查，呼吁建设代表更多元种族、阶层的教育团队，以实现博物馆促进社会平等、多元和包容的社会责任。[14]同时，分众教育的理念继续发展，也促使博物馆教育工作者继续